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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瓶梅》印刷初期价格很高,普通人只能买删节本!

时间:2018-07-26 17:11:49  来源:  作者:

 明清时期,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,各地尤其是南方地区,涌现了一大批专门刻印、经营各类图书的书坊,对于小说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据《小说书坊录》中所辑,宋元两代的书坊不过三家,明代增至134家,到清代末年书坊数量则就高达几百家。

 
 
这样一来,《金瓶梅》手抄本传播的时代宣告过去,新的刻本传播时代开始。以商业牟利为主要目的的书坊主和租赁者则就成了促进《金瓶梅》高效传播的主体,他们推动《金瓶梅》传播开始进入了印刷时代,与其相对应的传播方式就变为以刊刻出售、租赁为主的商业传播,从此《金瓶梅》进入一个飞速传播的时期。
 
有关《金瓶梅》刊刻出版的最早记载见于沈德符的《万历野获编》:“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,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。马仲良时榷吴关,亦劝予应梓人之求,可以疗饥。予曰:‘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,但一刻则家传户到,坏人心术,他口阎罗究洁始祸,何辞置对?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?’仲良大以为然,遂固筐之。未几时,而吴中悬之国门矣。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,遍觅不得,有陋儒补以入刻,无论肤浅鄙但,时作吴语,即前后血脉,亦绝不贯串,一见知其赝作矣。”
 
 
 
今仍可见的明清时期的《金瓶梅》刻本,大体有三种版本系统,分别为: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(简称词话本)、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(简称崇祯本或绣像本)、
 
《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》(简称张评本)。
 
词话本系统,现存三部完整刻本,分别为北京图书馆藏本、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及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。另外,据胡文彬先生的《金瓶梅书录》中所辑,还有两种残本:
 
一为《绣像八才子词话》,清顺治刻本,原为傅惜华先生藏,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藏;二为二十三回残本《金瓶梅词话》,为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。
 
 
 
崇祯本系统,包括清初翻刻的崇祯系统版本,现存于世的约有十几部: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、首都图书馆藏本、上海图书馆藏甲乙两本、天津图书馆藏本、周越然旧藏本、王孝慈旧藏本、日本内阁文库藏本、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、日本京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、残存四十七回本等。
 
张评本,即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》。其初刻本遭遇坎坷,清人刘廷巩在《在园杂志》卷二记载:
 
“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,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,可以继武圣叹,是惩是劝,一目了然。惜其年不永,残后将刊板抵偿夙通于汪苍孚。苍孚举火焚之,故海内传者甚少。”
 
 
 
虽然初刻本在康熙末年已流传不多,但其各种翻刻本却蔚为大观,数量多达几十种,如影松轩本、四大奇书第四种本、玩花书屋藏板本、本衙藏板本、崇经堂板本、在兹堂本、皋鹤草堂梓行本等等。
 
与早期的手抄本传播形式相比,以刊刻、出售为主的商业传播极大地加快了《金瓶梅》传播的速度,拓宽了其传播的广度,以上所列的各种刻本系统以及各系统下不同版本,可以视为《金瓶梅》在明清时期广泛刊刻、传播的一个佐证。
 
另外,《小说书坊录》中也有三次关于《金瓶梅》刊刻的确切记载:康熙三十四年,皋鹤草堂、在兹堂均刊刻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》(一百回);光绪年间,崇经堂刻《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》。另外,光绪年间,务本堂还刊刻了《续金瓶梅》(十二卷六十四回)。
 
 
 
满清贵族昭桩在《啸亭续录》中还记载了当时《金瓶梅》的广泛传播情况:“士大夫家几上,无不陈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以为把玩。”
 
但是,由于商业因素的介入,许多小说在书坊主的参与下而削弱了其自身的价值。据潘建国在《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》一文中论证,一本《三国演义》相当于一个知县月俸的三分之一强,直到清朝中前期通俗小说的价格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,很多学者也持相同看法。
 
朝鲜李圭景在《五洲衍文长笺散稿》卷七“小说辨证说”中载1775年,朝鲜永城副尉申绥委托赴燕京的李堪购买《金瓶梅》,“一册直银一两,凡二十册”,全套高达二十两银。
 
 
 
过高的书价自然就限制了直接接受群体,直接读者少,购买者多为商人、宦官及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文人,很多人无力购买。为了扩大销售量,书坊主自然会千方百计地压缩成本,比如使用质次价廉的纸木或者缩板、雇用价低的刻工、出简本、删落字句等,这也就造成了通俗小说刊刻质量及艺术质量的下降。
 
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在当时都存在大量的“简本”,《金瓶梅》亦有不少删节本。朱星在《金瓶梅的版本问题》一文中,指出《古本金瓶梅》实际上是同治三年蒋剑人删节而成。另外,删节本还有《新刊金瓶梅奇书》,里面将诗、词、曲、图全行删去,白文也有删节,但还保留了不少淫秽语。
 
以书坊主为主要传播者的商业传播,虽以盈利为目的,为了节约成本,粗制滥造,往往不经校雌便大量册削原文,小说的价值也大打折扣,但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,确实使小说的价格有所降低,从而扩大了直接读者群,客观上促进了《金瓶梅》的传播。
 
 
 
另外,在明清时期,小说租赁业也已颇具规模,买不起小说的人也可以通过租赁这种方式来获得文本。现存的一些资料也印证了当时租借小说的盛况,如康熙二十六年,刑科给事中刘楷的奏折中写道:
 
“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,上列一百五十余种,多不经之语,诲淫之书,贩买于一二小店如此,其余尚不知几何?”
 
乾隆三年,广韶学政王不烈在奏请禁淫词小说时,亦称淫词小说“公然叠架盈箱,列诸市肆,租赁与人,供其观看”。江苏省多名绅士联合请示禁毁淫书的公呈中也痛心疾首地写道:
 
“更有一税书铺户,专备稗官野史,及一切无稽唱本,招人赁看,名目不一,大半淫秽异常,于风俗人心,为害尤巨。”
 
 
 
现虽无确切资料记载《金瓶梅》曾被列于租铺,但依据常理推测,当时人们亦应可以通过此种途径来阅读到《金瓶梅》文本。以较低廉的租金,便可获得小说文本,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扩大了直接读者的数量,推动小说的传播与接受。
 
《生涯百咏》卷一《租书》中还感叹:“藏书何必多,《西游》、《水浒》架上铺:借非一瓶,还则需青蚁。喜人家记性无,昨日看完,明日又租。真个诗书不负我,拥此数卷腹可果。”
 
可见,租借小说在当时的盛行及产生的广泛影响。由于租赁方式对小说文本传播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,因而后来政府在禁毁淫词小说时,亦加大了对小说租赁业的整顿和查禁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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